1949年的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三点举行,这个时间点放在传统黄道吉日的讲究里，其实藏着不少门道，老辈人挑日子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而那年选在下午而非上午，最直接的原因跟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关，国民党空军当时还具备一定的轰炸能力，尤其是B-24轰炸机，从浙江舟山群岛起飞到北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，如果大典在上午举行，敌机早上起飞，中午前后就能抵达，扔完炸弹还能在天黑前飞回去，选在下午三点，仪式进行到傍晚，敌机即便赶来，也面临夜间降落的风险，那时候飞行员夜航能力普遍不足，这个时间安排，算的是军事安全账，不是单纯的迷信。
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是礼炮和阅兵的衔接,开国大典上要升国旗、奏国歌、鸣礼炮二十八响，接着是阅兵式和群众游行，下午三点开始，整个流程走完正好到傍晚，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亮起来，广场上的群众提灯游行更有气氛，当时北京十月初的天气，下午三点气温适中，光线也好，摄影记者能拍出清晰的画面，从实际效果看，这个时间点兼顾了安全、仪式感和拍摄需求。
按照旧时的十二时辰,下午三点整属于申时，申时在黄道吉日的体系里，对应的是“金匮”或“天德”之类的吉神当值，具体要看当天的干支组合，1949年10月1日的农历是八月初十，干支为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，甲子日属木，申时属金，金克木，从五行生克看不算最理想的搭配，但择日讲究的是综合权衡，不能单看时辰，这一天月令为酉，酉属金，与申时金气相通，反倒形成了一股肃杀而果断的力量，用在开国大典这种改朝换代的大事上，这种气场反而被解读为“破旧立新”的象征。
民间择日还有“建除十二神”的说法，甲子日通常对应“定日”或“成日”，属于宜办大事的日子，1949年10月1日的前后几天，9月30日是天干地支的癸亥日，亥水与接下来的甲子木形成水生木的相生关系，而10月2日是乙丑日，丑土与子水又成六合，选在10月1日，正好卡在承前启后的节点上，老派择日先生会认为这是“气口”，适合开启新局，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请过好几位先生看过日子，最终拍板的是政治和军事需要，传统择日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心理安慰。
1949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黄道吉日的概念还很具体，那时候结婚、盖房、开张，都要翻一本巴掌大的《玉匣记》或者请教村里的阴阳先生，比如华北农村，娶媳妇多数选在秋收后的农历十月到十二月，避开农忙，粮食也宽裕，具体到某一天，要看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，不能和新人的属相相冲，1949年是己丑牛年，属马的人那年结婚，日子就不能选午日，因为午马与丑牛相害，这些规矩在当时的婚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，媒人两头跑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交换庚帖，把八字合一遍。
盖房上梁的讲究更多,1949年春天，河北一些地方解放不久，分到土地的农民急着盖新房，上梁那天要选“天德”“月德”或者“三合”的日子，忌讳“岁破”“月破”，上梁时辰一般选在上午辰时或巳时，取“龙抬头”或“蛇出洞”的寓意，象征家业兴旺，上梁时木匠师傅要念喜歌，往梁上抛馒头和铜钱，下面的人用被单接住，接得越多越吉利，这些习俗在1949年的乡村依然盛行，跟城里开国大典选申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——一个讲实用安全，一个讲传统吉凶，但都离不开对好日子的期盼。
今天再翻1949年的黄道吉日,能看出一个规律：越是大事，越不单纯依赖老黄历，开国大典选下午三点，首要考虑的是防空安全，其次才是传统时辰，普通人过日子也一样，选结婚日子，先看双方工作能不能请下假，酒店有没有档期，天气会不会下暴雨，这些现实条件比黄历上的“宜忌”更直接，如果家里老人坚持要看日子，不妨把老黄历当作一种文化参考，而不是硬性约束，比如选个周末，再对照黄历挑个“宜嫁娶”的时辰，两全其美。
具体操作上,可以分三步走，第一步，先定下几个备选日期，避开双方父母的生日和家族忌日，第二步，翻看黄历，把备选日期里“诸事不宜”的去掉，剩下“宜嫁娶”“宜订盟”的留下，第三步，根据实际需要调整，比如夏天办户外婚礼，就选下午五点以后，避开正午暴晒，1949年选申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最优解，今天你选日子，最优解就是让所有重要的人都能到场，大家开开心心吃顿饭，老黄历里的黄道吉日，说到底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祝愿，把它用活了，日子自然就顺了。